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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

发布日期:2021-09-03 04:4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,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,为何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?“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,一直到1949年解放,在湖北斗争了23年,非常了解情况。”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。更重要的是,此前,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,“一个根据地的一把手,考验的也是吃、穿、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,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”。

  1949年初的面临着一个选择:是继续留在军队,还是到地方去。“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曾征求过他的意见,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,还是等湖北解放后,回湖北做地方工作。”曾任秘书的黄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,选择了后者,他放弃的,是一个“兵团司令”的职务。

  因为长期艰苦作战,落下了胃病的病根,有时病情发作,疼得满头大汗,要靠止痛药才能缓解。此外,还有神经衰弱问题,经常失眠,有时甚至半夜起床,爬山锻炼。在反攻的日子里,鼻窦炎、额窦炎又经常发作,每天额头内发痛、发冷、发热,昏昏沉沉,所以那段时间,一边养病、一边坚持工作。与此同时,中共高层也开始谋划一些关键城市的领导人布局,与的谈线月,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,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,特地把叫到他住处谈过一次话。告诉:中央已确定湖北解放后,让你回湖北工作。

 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,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,为何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?“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,一直到1949年解放,在湖北斗争了近20年,非常了解情况。”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本刊记者分析。更重要的是,此前,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,“建立一个根据地,考验的也是吃、穿、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,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”。

  西柏坡会议之后,到北平协和医院,治疗长期困扰他的鼻窦炎。一位日本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,手术做得很成功,此后再也没有复发。在北平治病的,已在考虑湖北的建设了。5月17日武汉解放当天,给潘梓年写信:“原伪《和平日报》一部转筒机已坏,但可以修理,现仍放在《和平日报》。据说已拨给四野,四野同志谈,他们并不需要,为此请将此机器拨给省委宣传部,以便筹办《湖北日报》之用。”

  5月中旬,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、湖北省政府主席、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不久,不顾医生劝阻出院,带着随行人员南下。他先从北平坐火车赶到河南漯河,因南下铁路中断,后乘汽车到汉口,再乘轮渡过长江到武昌红楼——当时湖北省委所在地,开始肩负起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新湖北的重任。

  那时的湖北,跟全国一样,正面临着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替,百废待兴,百业待举。“他一上任时就遇到‘黑白之战’。”黄达解释说,“黑”是指煤炭,“白”指大米和布匹等,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,抬高物价,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。黄达说,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,往湖北调集物资,善于用人的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,比如周小燕的父亲、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,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,控制了局面。

 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,是完全陌生的。在他身边工作11年的秘书黄达,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,“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,了解情况”。黄达以前一位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县,有一次,这位同事进城来看黄达,碰巧遇到到黄达办公室退还文件,于是把这位同事叫到楼上办公室。两个多小时后,同事才下了楼,黄达很纳闷地问,谈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?那个同事说:“我们谈的面很宽,谈土改、农会、问减租的情况,先念同志问得很仔细,听得很认真。”告别时,还说:“以后你有什么情况,还可以随时给我写信来汇报。”

  还有一次,到荆州考察防洪时,遇到基层的一个区长。向区长问了人口、经济情况后,又问供销社建起来没有。区长答不上来,说是供销社由另一个副区长分管,对互助情况也说不清楚,发了火说:“你这样的区长应该重新去学习!”

  “他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,中南财政特别稳定,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。”高敬增说,“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,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。”当时任中财委主任、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,对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。“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,都由中央转发全国、向全国推广。”这也为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  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(注:现在的红安)县一个农民家庭。为谋生,他曾学过木匠。因为经常走街串巷,他广泛接触社会,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。1927年,参加黄麻起义,1932年,他率领3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,编为红四军第11师33团,任政委。

  张国焘从上海初到鄂豫皖苏区,就见到时任高桥区苏维埃主席的,听取了他的汇报。张国焘后来在回忆中说:“所说的,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。我敬佩他的能干,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政治委员,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,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。”

  以前只打过游击战,缺乏指挥团队经验。他在晚年时也颇为有趣地回忆:有一次,红33团2000多人集合,一律着浅灰色军装,头戴红五星八角帽,等待出发。还纳闷这么多人怎么个走法,挤在一块行军,岂不要把老百姓的庄稼踩坏了?他就问旁边的营长孙玉清。孙玉清笑着说,“别担心,有办法”,接着就高声宣布:按一、二、三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,一路纵队行军。这才明白,大队人马是这样行进的。

  “1931年秋,我当红军33团政委,孙玉清当二营营长。他告诉我一些军事知识,如怎么下达命令,什么是前卫、后卫等。我从地方转到军队,拼命学,钻军事,读日本兵书、苏军,还有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。”1990年,81岁的这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。从那时起,明白,当一个指挥员,自己掌握的东西远远不够,他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学习。一年后,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政委之一。1933年,24岁的升任红30军政委。

  1933年10月,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“剿匪”总司令,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进攻,红四方面军以8万之师抗击20多万大军,鏖战10个月,虽损失兵力2万余人,却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。“战役进程中创造的以寡敌众、收紧阵地、大纵深迂回歼敌等经验,进一步丰富了红军的战略战术,其中无疑也有的一份贡献。”朱玉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。后来也无数次提到,“在军事上,徐帅是我的老师”。在指挥下,与其他军事将领并肩作战,不仅使红30军成为全军的主力之一,也使自己成长为经得起考验的军事指挥员。后来说:我们不懂得战争,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,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榜样。

  1946年6月,30万美械装备的嫡系部队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;而中原军区部队,却被五六倍于己之敌,重重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、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。当时,中原部队有3个转移方向:向东、向北和向西。部队内部众多军事将领要求向东突围,往新四军军部靠拢,这样可以极大减轻新五师的损失。但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经过反复思考,却选择了向西突围,这样要面临刘峙和胡宗南部队的双重围剿,加大突围的伤亡。

  在突围的时机上,的看法是,中原部队的突围,不仅是自身的问题,而是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,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1天,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1天的时间,因此,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突围。一直等到从情报部门得知,刘峙已做好部署,准备于7月1日发动总攻,要在“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”时,他才做出了立即分路突围的决断。

  突围的第一阶级,5万人的中原部队仅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就跳出了包围圈,进入陕南地区。按照当时的突围路线,进入陕南后直接开往延安。但这时,一连接到和的3份电报,要求部队不要北上,化整为零在陕南打游击,在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。在电报中说,“牵制大批敌军,在敌后创立根据地,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”。

  虽然这个命令有点突然,但为整体利益,还是放弃了进入其他解放区的计划,在南线扮演了牵制胡宗南部队的角色,为此,他们通常要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。直到7月底,部队终于和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。

  “即便在中共内部,对中原突围的结果看法也并不一致。有人认为中原突围是场失败,但是从大局看,它把方面的中原部队都吸引过去了——它先后共牵制了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约36万人。”朱玉教授说。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牵制,“这些大军无论进攻华东还是华北,都将给中央造成极大的压力”。

  在朱玉教授看来,坚持中原,也充分显示了顾全大局的品质。在建国后,传统的军史教育和宣传往往将重点放在那些参加大型歼灭战的部队,而扮演牵制敌人的角色、很少参与歼灭战的中原部队往往成为被忽略者。直到近些年来,它们在整个战役里的作用才被慢慢重视。

  1949年,在西柏坡同交谈时,曾说过这样一番话:“当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,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,就是胜利。”为了全国战局,自己一手创办的部队遭受了不少损失,但从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骚。在许多研究者看来,这也是日后赢得长期信赖的原因之一。

  1954年5月,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、能力强、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。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、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,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。

  因为住处还没有安排好,暂住在北京饭店。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分别找谈话,向他传达中央决定: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(即财贸办公室)工作,主要负责领导财政、银行、商业、外贸、物价等部门的工作。

  “当年是陈云推荐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。”朱玉教授向本刊记者介绍,陈云与渊源颇深:当年带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,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、迎接他的正是陈云。全国解放后,在湖北和中南地区工作时,陈云也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。陈云向、周恩来推荐,是经过慎重考虑的,他的依据是:一、45岁,这个年纪,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;二、他头脑清楚,对许多经济数字,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;三、爱学习,爱钻研;四、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,有开创精神。

  对于自己的新角色,思想准备不足,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。但两位老领导分别跟他讲形势,反复强调这是中央决定,同意的,不可能更改,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。

  不知道是否因为知道了的犹豫和迟疑,有一天,特地打电话叫到中南海。一见面,再次说:财政部长我干不了,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,请中央再考虑他人。笑着说,你干不了,不想干,那只好把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,让他干好了!

  深知自己的弱势,因此他虚心向内行请教,陈云仍是他的第一人选。也常说,“我在军事上的老师是徐(向前)帅,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”。另一方面,也真心实意地向吴波、段云等财政部内的专业人士学习。

  “在先念同志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,他开的工作会通常都会很长,结束得很晚。特别是困难时期,物资匮乏,关于物价是否上涨,一直争论不休,召集大家开会,讨论得也很热烈。总是让每个人都充分把意见表达完整,他仔细地听。”黄达笑着说。中南海一位负责会议的服务员都有如此总结:陈云开会按时结束,开会提前结束,开会过时结束。

  黄达印象中,工作得很辛苦。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,因为屋子热,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,成了办公场所。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,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,“工作效率非常高,很少积压文件”。黄达说,工作人员给挑文件,经常是看完了就忘了,“一开会时他却说得清清楚楚,记忆力非常好,数字记得非常清楚”。

  在新岗位上,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。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:“开始,我真有点为他担心,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,很快交出合格答卷。”1960年,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·格瓦拉的访华,安排财政部长与他见面,还向格瓦拉介绍:“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,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。越到后来,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。但是,我们培养的人手,总嫌不够用。”他指着风趣地说,“于是,我们只好抓个‘大兵’来管钱,事实证明,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”。

  在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回忆,工作非常细致。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,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,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,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,觉得这个方法很好,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。

  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,成为周总理这位“大总管”的得力助手。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都略显特殊的年月里,他所担负的责任也更特殊。黄达记得,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“粮食”成了最操心的事。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的,回北京前就打来电话,让黄达等工作人员通知有关人员前来开会,商讨如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。下了车以后直奔办公室,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顾不上。“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,非常急迫,都是关于粮食的会。”1960年,全国物价高涨,一个鸡蛋几块钱,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负担,决定,包括学生课本、煤油等,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,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。

  曾称赞李富春、谭震林、、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“四大名旦”。对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,最形象的一句话是: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,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,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。

  不过,程振声回忆,“经济学家”是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。1966年,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霍查接见来访的时,称是经济学家。说,我就是位实干家。1977年,接待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,他们也称赞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财政,是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。很坦诚地说:“我就是做具体事情的。我只读了3年书,后来虽然有机会到延安学习,但一心想打仗,课也听不进去。”1986年,他在与金日成谈及这一点时,类似的意思他又重述一遍。

  “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,没有称他为‘经济学家’。”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,“但是他确实是在实干当中摸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的办法,这也是领导人依靠他来抓财贸工作的原因之一”。

 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“粉碎”事件。此后若干年,诸多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了不少回忆文章,而这场运动究竟如何酝酿的、究竟在其中参与程度如何,也是不少文章探讨的话题。

  “关于粉碎事件,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‘、、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。’”程振声特地提醒我们重温这句话,他意味深长地说,“别看就这么一句话,它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,表明已经弄清了这个历史事实,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。”

  程振声曾在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,他告诉本刊记者:“为了弄清楚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,同志在世时,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。”此外,在中央内部会议上曾几次谈及粉碎“”的问题,也就此做过发言,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都查看过当时的会议发言记录,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:由于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,因而他成为探知的态度、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。

  朱玉说,其实很早就与熟识。当时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,主管财贸,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。“文革”后期,被调到中央工作,与一样,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,接受组长周恩来的领导。

  事件后,渐渐进入权力中心,与“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,所以接触非常多”,程振声说。在工作接触中,他们进一步明确彼此的立场和态度,“当时,是愿意看到做代总理的局面的,因为权力最终还是没有落到‘’手里”。而对这位老领导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。

  程振声说,1976年9月11日——去世两天后,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,来到西黄城根9号的家。对的到来颇感意外。两人关上门后,说:同“”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,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,问一问叶帅的意见,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、什么时间解决合适。意外之余,完全支持和赞成的意见——几个月后,在一次会议上说:“去年10月,粉碎‘’,这是经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。”

  值得一提的是,那时负责员工作的是陈锡联,而与陈锡联私交甚好。陈锡联夫人王璇梅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提及,陈、李都是湖北红安人,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。母亲的前夫姓陈,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,说起来,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。

  王璇梅回忆,“文革”期间,会经常叫上陈锡联一家同去,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。“我们看电影时,114图库高清跑狗全年图库,他们就在里面的屋子里谈。”那时同带着家属看电影的,还有、等,“关系比较好的这几家人每次必到”。与老帅、陈锡联、吴德、等都保持良好关系的,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力量。

  去世后,与陈锡联一起守灵。有一次,去洗手间,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。在洗手间里,陈锡联对说: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,要当心。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。

  与交谈、明确了他的态度后,隔了两天,对工作人员说,心情不好,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。车子快到植物园时,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,去西山叶帅处,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,通知叶帅。

  本刊记者也曾采访过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。他们回忆,当得知突然造访的消息时,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,后来还是答应了。他让下面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,几分钟后,穿着风衣的如约而来。或许是出于谨慎,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,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,还是把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。

  若干年后,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,而程振声忠实地记录下来——

  两人坐定后,问:“你是来公事奉命,还是老交情看望?”回答:都有。这时打开收音机,以防有人窃听。叶帅耳背,又加上收音机干扰,说的话他听不清楚。两人商议用笔写,然后烧掉。

  写:“完全可靠,请放心。”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。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。告别前,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。

  有了与的支持,态度进一步明确。“我有一次还专门问过:在和见面之前,是否找过?他的回答是否定的。”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。3个关键人物取得一致后,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。在接受程振声的访问时说,与叶帅商量好计划后,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通电话,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在审判“、反革命集团”时,当时全国一片“人人皆曰可杀”的气氛,包括某些“相当负责的同志”也主张枪毙等人,而则对此持否定意见。为此事,多次与、陈云商量,马经图库图,探讨处置方案,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,做说服工作,强调不能开杀戒。后来他曾回忆说:当时,小平、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,我也是几夜未睡好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。

  纵观的一生,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: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,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。经历了第一、二、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,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“三朝元老”之一。

  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、小心,不锋芒毕露,“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‘低调’”,传记组的高敬增教授对本刊记者打趣说。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——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,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,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,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,这大概也帮助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,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。

  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。1932年,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,听到消息后,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,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。那时年轻气盛,又担心母亲安全,还跟母亲发了火,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。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,安慰母亲,不会走得很远,很快就会再回来。

  战斗结束后,在行军时,听到大衣口袋里叮咚作响,掏出来一看,是母亲留给他的两块银元。“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,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。现在我是80岁的人了,想老娘!”60年后,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,时常会向亲人念叨这一段。

  战场告别的两年后,的母亲患食管癌去世,死前,她还念念不忘这个杳无音信的老儿子。的妻子姚泽辉变卖了陪嫁的首饰,掩埋了婆婆,有人逼她再嫁,不同意就来抢亲,她被迫去静山庙当了尼姑。

  的二哥陈有元也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,非常敬重自己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。但是陈有元在肃反中被捕,押往新集受审。部队路过新集时,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,大吃一惊,又不好过问。二哥也发现了他,大声向他喊:“先念兄弟,我犯了错误,对不起你们,你在部队要好好干……”不久,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,其中包括的妻子、王树声的妹妹和的二哥,共千余人。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,他说过一句话: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,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。而一旦遭批评,为了顾全大局,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,不推上、不推下,是各派眼里的“老好人”。

  出生于1909年的,比、周恩来等人小很多,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,多了些亲昵。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,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。

  朱玉告诉本刊记者,曾对他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:有一次在火车上,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,水平不高的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。下了火车,“委屈”地说:“以后,我再也不跟你打牌,你老我!”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。

 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,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,这也和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。

  1935年6月,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30军政委。当时只有26岁,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更年轻,指战员装备齐全、朝气蓬勃,这给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。而对更是格外青睐,他说:“名不虚传,果真英雄少年!”全国解放不久,云南王龙云从北京回云南,路过武汉,想见,他说:“毛主席对我说,是我们的青年英雄!”

  当年从新疆回到延安后,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,1938年,总政治部副主任找谈线师当营长。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,实际上连降六级,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。后来得知此事后说,“这太不公平了”。在干预下,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。朱玉说,当年从新疆回来后,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,相反,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,在后来都被秘密处决。

  期间,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,在庐山会议期间,与张闻天住得很近。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,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,几次找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,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。但没有想到,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,也受了牵连,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“炮弹”。

  回京后,做了检查。某一天,把找去谈话。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:“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,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。他把我叫进去,见面就说,‘杞国人来了,坐下’。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‘杞人忧天’的故事,要我不要学杞国人。我说,知道这个故事,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,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。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,感到吃惊,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。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,还提出一些问题问我,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,他都听进去了。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,边吃边谈。”这次谈话,不仅消除了对的怒气,也让他了解到线年,周恩来准备让作为代表团一员,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,但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,提出执行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,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。周恩来立即向汇报,支持周恩来的意见,还说了一句:在战争年代是“不下马的将军”。周恩来立即有意识地传达了的这句话,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是保护的这个信息。

  因为在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,有一段时间,又被写大字报,称他为“大叛徒头子”。得知此事,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,请去看戏。开演前,特意把叫到他身边坐下,并风趣地说:“‘大叛徒头子’来了,今天我要和‘大叛徒’坐在一起看戏。”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了自己对的爱护和信任。

  “1956年9月,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他,而没有、和王稼祥,他很吃惊,立即写信,说从资格到能力,他们都比自己强,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。”高敬增教授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:1988年,中央动员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,就任政协主席一职,也没什么意见。

  “为人比较老实,没什么野心,所以最高领导也对他比较放心。”程振声说。周恩来去世后,毛远新向汇报情况时曾讨论过总理的人选,在谈到时,的回应是:“是好人,但‘软’了点。”也许正是这个不温不火的“软”保护了。从另一方面,在政界工作的与军界的,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,“主席很重视”,这大概也是“不倒”的原因之一。

  程振声说,有人说是不倒翁,但实际上,曾在“文革”中两次靠边站,后来也和诸多老帅一起与“文革派”闹翻,上演所谓“二月逆流”事件。“他不是没倒过,只不过是没彻底倒,这一点跟有点像。”在其身边工作的人看来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有斗争策略。程振声说,1974年,在向汇报工作时,谈到与“文革”派的关系,说:“我对他们是只说不做。”回答:“你就敷衍他们。”后来在批评“”时,还说过一句话:“人家是敷衍你们!”

  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在乱局中,协助周恩来,竭力将这场运动的影响缩至最小。1975年1月,四届“人大”后,周恩来病重,复出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,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。2月1日,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会议,介绍指定的3名副总理人选——、张春桥、。在介绍到时,周总理特地说:“应该特别提到的是,‘九一三’以后,甚至更早一点,国务院主要是先念同志在管。‘’以后,他从来没有泄气过,一直工作。大字报反对他、打倒他,他还工作。”在传记组看来,这是对在动乱年代工作的高度评价。

  1987年,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,陈再道曾直接问:“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!”朱玉回忆,当时的回答是:“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?都倒了谁跟‘’斗争呢?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。”“文革”结束后,在“文革”期间工作的人都受到严厉批评,在湖北意味深长地说:“不要以为在‘文革’中工作过的人日子好过,我们也想被打倒,这样就可以不用动脑筋,也不用想怎么和他们斗争了。”

  晚年,、陈云与3位元老继续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他们的作用,朱玉说,这3位元老中,有时也扮演中间人与协调者的角色。

  在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印象中,性格温和的,“很少有声色俱厉的时候”。1954年被调到北京后,有关方面安排住在按院胡同。工作人员给房子粉刷一新,又重新加固,院子四周加了电网。“老人家一看真发了脾气,把我和另外一个秘书找去,问这是谁拿的主意,批评我们这样做太脱离群众。”负责房屋维修的是财政部行政处,处长赶来向解释:粉刷廊柱是保护木材的需要,拉铁丝电网则是公安部的统一规定。这才消了气。后来因为工作变化,一家又搬到中南海东华厅,有一次房子需要翻修,黄达问有什么要求,想了一下说:“我爱洗头,你给我安个大脸盆吧!”这是这么多年黄达记得的提出的唯一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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